2008年1月15日星期二

幽影切尔诺贝利

  二十年前,技术人员在这间四号反应堆控制室中犯下了一系列致命的错误。随后发生的爆炸直到今天依然在祸害土地和生灵。



作者:理查德·斯通


  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积雪未化。暗淡晨光之中,一所废弃幼儿园的地面上四处可见散落的各种物件,诉说着普里匹亚(Pripyat)的孩子们曾有的天真烂漫。地上有长满霉菌的小号凉鞋和芭蕾舞鞋;也有以列宁(Lenin)孩提时代和青年领袖时代为主题的画片——在苏联,这种画片就相当于棒球卡(baseball cards)。隔壁的房间里是孩子们自己的玩偶,摆出各种姿势——有的在做软体操,有的在像猴子一样爬杆,有的则在桌板上练平衡。


  就在二十年前的四月,普里匹亚人的生活愕然而止。1986年4月26日黎明前,在离这座拥有50000居民的城市以南不到两英里的地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the Chernobyl Power Plant)的四号反应堆发生了爆炸。有30人因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大火丧生,或是暴露于致命辐射之中。被炸毁的反应堆燃烧了十天,并对乌克兰(Ukraine)北部、白俄罗斯(Belarus)南部以及俄罗斯(Russia)布里扬斯克(Bryansk)地区几万平方英里的土地造成了污染。这是世上有史以来所发生的最为严重的核事故。
  核事故之后产生尘埃的放射性强度是广岛(Hiroshima)核爆炸的400倍,30多万人因此流离失所,甲状腺癌(thyroid cancer)在儿童中肆虐横行。多年以来,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高达上千亿美元——其中包括医疗和事故清理费用、赔偿及生产力损失。作为政府在事发后工作低效和隐瞒真相的明证,切尔诺贝利(Chernobyl,在当今独立的乌克兰又作Chornobyl)核事故甚至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当年四号反应堆发生猛烈爆炸后的放射性残余物如今仍旧在所谓的“石棺(sarcophagus)”中默默燃烧。事故发生之后,人们修建了这种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地下室,以封存核燃料残余物;地下室逐渐腐朽,乃至今日已濒临倒塌。“石棺”的更替工作即将展开:届时,一座拱形结构、体积约为一个体育场大小的建筑将绕开“石棺”并将其封闭起来。这项工事完成以后,熔毁的反应堆将远离人们的视线。然而,对于这个地区的居民们来说,它却永远不会淡出人们的脑际,因为一场缓慢进行的灾难仍在持续。
  先前有人推断,认为将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而现在这种推断已经遭到质疑。但是,人们却慢慢地在为20年前所遭受的基因损伤付出代价。没人能有十足把握预测事故的最终影响,但据一项权威报告估算,由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引发的癌症将夺去4000人的生命。来自白俄罗斯明斯克(Minsk)萨哈罗夫国际环境大学(International Sakharov Environmental University)的亚列克谢·奥切扬诺夫(Alexei Okeanov)的研究领域是这起核事故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他称这次核事故为“一场我们用一生时间都无法扑熄的大火。”
  然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最为难以察觉的影响大概是逃离被毁家园以及继续在这片受到核污染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心中的精神创伤。“精神创伤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明斯克的一位物理学家米哈伊尔·马尔科(Mikhail Malko)说道,“许多妇女都觉得自己将生下前途未卜的不健康婴儿。许多人都感觉自己将死于这次核事故。”

  奥列霞·肖夫科谢特纳娅(Olesya Shovkoshitnaya)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把自己剧烈的头痛以及(如她所说)“有时我什么也记不起来”的事实归咎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但是她在普里匹亚(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全体员工于20世纪70年代建立)的孩提记忆却是十分欢愉的。“小镇真是棒极了。那里充满温暖,有很多树木、玫瑰,”她对着一碗被称为瓦连尼基(vareniki)的樱桃丸子说。奥列霞现居切尔诺贝利以南70英里的基辅(Kiyv)。“我们那时候有体育课。我玩过手球,游过泳,也玩过西洋棋。我们有音乐课。我参加过合唱队。我的童年充满了乐趣。”
  奥列霞十岁的时候,这种生活结束了。那个四月里的凌晨1:23分,技术人员粗心大意地完成了四号反应堆例行的安全检测。该反应堆系苏联设计,堆芯为石墨材料,而且原本就存在不稳定性;几秒钟内,核链式反应剧烈进行并失去了控制。反应堆的冷却液瞬间化作蒸汽,将燃料棒(fuel rods)崩飞。西方国家制造的核反应堆在内部有厚重的钢筋混凝土壳层封闭,然而这一反应堆却几乎无法抵挡爆炸。反应堆的顶部被炸飞,内部构件被炸得散落在建筑物四周,原先是石墨堆芯的地方燃起了熊熊烈火。
  奥列霞的母亲是核电站的一名技术人员。那天清晨,离事故发生已有几个小时,她仍像往常一样前往电站工作。奥列霞则离家前往学校。“那一天很热,夏天真的要来了,”她回忆道。学校里,“大家闲聊着。我们被关在教室里出不去。我无法理解这是为什么。”上完课以后,孩子们被告知必须立即回家,不得在外逗留玩耍。
  那天下午,奥列霞的母亲回家以后就关上了所有的窗户。城里的一位工作人员来到奥列霞家,随身带着碘片(iodine tablets)——这是针对放射性碘-131(iodine 131)的预防药品。母亲也让奥列霞喝下了一杯伏特加酒(Vodka);在苏联,有很多人都相信伏特加酒能够抗辐射。奥列霞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事故发生当天他刚在莫斯科(Moscow)通过了博士考试,并从那里回到家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列霞父亲的博士论文里所讨论的竟然是一座核电站发生巨大灾祸的可能性。父亲后来告诉奥列霞,他在回家路上看到路面被用水管浇洗过,孩子们嬉弄着路面水洼中的积水。他恳请他们回家。他们全身都已经浸透在辐射之中了。
  次日早晨的广播中,官员们将普里匹亚发生核事故的消息公之于众,并宣布全镇居民将被安全疏散。那一天,1100辆来自乌克兰各地的客车在普里匹亚排起了长队。下午5点的时候,整座城镇已空无一人。

  19年后的2005年,颤抖的人们聚集在午夜中的斯拉维季奇(Slavutych)守夜,这是一座20世纪80年代建立起来的用以替代普里匹亚的小镇。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30英里之外,小镇上住着那些照看核电站剩下三座反应堆的工作人员,直至2000年最后一座反应堆被彻底关闭。小镇中心的广场上黑色的大理石上面刻着的是事故第一批死难者的姓名和面容。瓦列里·霍捷姆楚科(Valery Khodemchuk)和弗拉季米尔·希谢诺克(Vladimir Shishenok)是两名在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大火中丧生的工作人员。其余的人(22名工作人员和六名消防员)则暴露在过量的辐射之中,几个月之后死去。这时,一位东正教牧师和唱诗班唱起颂歌:“Gospodi,Gospodi,Gospodi”——“上帝,上帝,我的上帝”——伴着颂歌,死难者的家属们庄重地将花环和蜡烛置于大理石刻下方,以缅怀他们深爱的亲人。
  在爆炸之后的几天里,几千名被称为“清理者(liquidators)”的工作人员被火速送往切尔诺贝利,以驯服这座充满辐射的人间炼狱。煤炭工人们向沸腾的反应堆堆芯下方挖掘,以便使液态氮通过液泵注入堆芯,从而冷却核燃料。直升机驾驶员们为扑熄大火,向火场投掷了5000吨的铅块、沙子、黏土以及其他一些材料。士兵们把握时机冲上反应堆顶部,把因爆炸崩出的仍旧冒着烟的石墨块铲回堆芯。参加这次行动的3400名梦幻般的勇士们被冠以了颇具讽刺性的称号——“生物机器人(biorobots)”,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几秒的时间内吸入了他们终身的辐射剂量。
  5月6日,大火终于被扑灭了,而此时反应堆已面目全非。一大批“清理者”开始了“石棺”的修建工作,同时在切尔诺贝利周围的几百个临时场所进行放射性核废料的沉降。那时,监测“清理者”的医生们目睹了病人白血球数目的减少,并为他们的健康状况感到担忧。但是大多数人都康复了。
  但是,这240000名工作在灾祸前线的男性和女性现在可能将遭受新一轮疾病的侵扰。白内障(cataract)是存在于日本原子弹爆炸幸存者中的一种典型疾病;而工作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前线的人群当中,患白内障的人数正在增加。更为令人担忧的是,一项针对俄罗斯“清理者”的研究指责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在20世纪90年代“过多地”导致了230例死亡案例——死因包括心脏病、白血病还有其他一些癌症。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同心脏病之间的联系颇具争议性。股股辐射能够损伤血管,但是一些科学家则认为“清理者”当中心脏病发病率的升高更有可能是过量饮酒吸烟、压力过重和饮食欠佳的后果。尽管如此,“清理者”患癌症几率的增加却早在预料之中,况且人们迄今为止对这个问题的粗浅认识也才只是个开始。白俄罗斯国家辐射防护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f Radiation Protection)主席雅科夫·切尼克斯贝格(Jacov Kenigsberg)特别提到,对于某些因辐射而导致的癌症来说,要等上20至25年才会在原子弹爆炸幸存者身上发作。“可以这么说,对于这方面的认识,我们才刚刚起步。”

  有几百万人运气不好,住在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下风向的地方,他们同样处于险境之中。最初的爆炸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如雨点般落在反应堆的西面,普里匹亚没有直接遭到危害,但放射物却杀死了一大片松树;这些松树死后,松针的颜色红得可怕,从而便有了“红树林(Red Forest)”的说法。“当时的风向对于人们来说已经是相当相当幸运的了,”德克萨斯科技大学(Texas Tech University)的一位生态学家罗纳德·切瑟(Ronald Chesser)说道。切瑟以这股飘浮的放射性物质为模型,正在研究一颗能带来放射性尘埃的炸弹在一座美国城市爆炸后可能产生的后果。
  紧接着,正当反应堆的燃烧失去控制之时,云团被风吹向了北边。百分之七十的放射性物质飘入了白俄罗斯境内,并污染了这个国家近四分之一的土地。然而苏联政府却将那里的居民置于黑暗之中。普里匹亚的儿童在爆炸几小时后就服用了碘片,而白俄罗斯方面竟然在事故发生一周或者更长时间之后都还没有开始分发药片。那段时间里,儿童饮用的牛奶全都沾染了具有放射性的碘-131,而这些牛奶又全都来自那些食用受污染牧草的奶牛。碘的这种化学周期短但却具有强烈危害的同位素最后会抵达甲状腺,因为甲状腺对碘具有吸附特性。
  从1990年开始,亚列克谢·奥切扬诺夫同其他科学家一起对这种现象的后果进行了观察:儿童中患甲状腺癌的人数急剧上升。“很显然,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导致了这一切,但是要想证明这一点却又很难,”奥切扬诺夫说。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之前,白俄罗斯15岁以下儿童当中每年有2至3例甲状腺癌病例。而到1995年,每年则有90例儿童甲状腺癌病例。在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迄今已有大约4000名儿童和青少年被确诊为甲状腺癌,其中来自白俄罗斯霍米耶尔(Homyel)地区的病例最多,该地区地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正北方,污染状况相当严重。尽管甲状腺癌是治愈率最高的几种恶性肿瘤之一,但90名患癌症的儿童中至少有9人会在癌细胞扩散后死亡;即使幸存,也将终生依赖药物理疗。
  核事故发生之后已经过了一代人,儿童患甲状腺癌的现象自然又不多见了。但在成年人当中,甲状腺癌发病率仍可能在上升。奥切扬诺夫说,白俄罗斯全国癌症病患登记情况却表明霍米耶尔地区结肠癌与膀胱癌的发病呈上升趋势,虽然一些专家认为至少一部分癌症发病增多的现象可以通过在事故发生后采取更好的监护措施来解决。
  由国际原子能机构(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世界卫生组织(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以及其他一些联合国机构召集起来的专家组成的切尔诺贝利论坛(Chernobyl Forum)去年的一份报告估计,在几百万接触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所产生辐射的人当中,有将近4000人最终会死于白血病及其他由辐射引起的癌症。这个数字还相对能够令人感到宽慰,而由此可以想象事故刚刚发生之后人们对自身健康状况的恐惧。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由癌症导致的死亡。过去“我们绝对没有预料到幸存者的心理创伤,”切尔诺贝利论坛科学秘书(scientific secretary)米哈伊尔·巴洛诺夫(Mikhail Balonov)说道。一些人认为自己命数已尽,生活在恐惧中;还有一些人则追求着一种无所顾忌的生活方式:食用生长在被污染的土壤上的蘑菇和莓子、酗酒如命,或是热衷于毫无防护措施的性乱之中。
  核事故造成的苦难还要算上成千上万人的离群索居;人们不是被从污染最严重的地区疏散,便是自己逃离。奥列霞·肖夫科谢特纳娅十岁时被从普里匹亚疏散,她觉得要当一个“长在切尔诺贝利的孩子”并非易事。“在那以后,我的内心是如此沮丧,”她说道。后来,她们家在基辅分到了一套宽敞的公寓房,并得到了足够的钱用来购买家具;而在此之前,她的一家则与住在俄罗斯东部的亲戚们一起待了三个月的时间。
  不足为奇的是,新邻居们对这一大批避难者还有他们作为官方认定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受害者而享受到的优惠待遇心存愤懑。“有些人真的恨我们,”奥列霞说。“他们说:‘我们生活的地方现在同样也遭受了污染’。但他们并没有得到补偿。”即便是在今天,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投入在切尔诺贝利上的财政预算大约也占到了全国财政预算的百分之五,其中大部分是为几百万登记在案的受害者提供生活费、节假日旅游以及其他的抚恤金。
  留下来的那些人至今仍栖息于遭受核污染的土地上。切尔诺贝利散布最广的两种放射性核素(radionuclides)——铯-137(cesium 137)和锶-90(strontium 90)——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继续在环境中存在下去。白俄罗斯南部的学校以及其他公共建筑必须定期清洗。农田中必须施用钾肥才能限制作物吸收铯盐;为了阻止锶盐的吸收,则必须施用石灰。冗长的法规详细地说明了何种土壤上应该种植何种作物(泥炭中只能种植土豆,而黏性土壤能够阻止作物吸收放射性核素,因此可以种植的作物种类要多一些)。尽管白俄罗斯政府正在采取治理措施,但是受污染最为严重的几十万亩土地至今仍然荒芜。

  从距离反应堆18英里处的大门和哨所开始,以内的区域完全无法进行耕作。森林覆盖了农田,黑压压的一片,散发着芳香的气息;隔离区受到了严格的管制,当我十年里第四次来到这片面积差不多是卢森堡(Luxenmbourg)的两倍的土地上时,这里仍旧让人心神不宁。我第一次拜访这里是在1995年。当我正在等候守卫检查我的证件时,一只狗朝我腾跃而起。我的同情心让我感到一阵心痛:狗的下颚已经因为长了恶性肿瘤而变形。然而,就在它走近之后,我发现我对核辐射的焦虑向我开了一个玩笑。“恶性肿瘤”实际上是这只狗正用嘴衔着的一大块沥青。
  在这片因核事故而产生的荒野中央耸立着“石棺”,海军灰的色泽显出一丝不祥,而且比我记忆中的还要颓废。“石棺”的建成用了六个月的时间,计划最多使用20年。一根支撑“石棺”波浪状钢顶的横梁架在反应堆大厅里一堵严重损坏的墙上,显得岌岌可危,而“石棺”的西侧已经向外凸出好几英寸了。“石棺”各个构件的接合处都没有焊接在一起:因为工作人员们无法到达足够近的位置。任何一种非正常状况——无论是一场地震,一场龙卷风,还是一场大雪——都可以让“石棺”在顷刻间倒塌。就算没有上述非正常情况,“石棺”(又被称为“遮避所”)也完全有可能自己崩垮。
  据估计,这个脆弱的“遮蔽所”内承装了200吨的核燃料,有些来自反应堆堆芯,有些则来自非常罕见的放射性“熔岩”(radioactive “lava”)——这是因爆炸产生的高温而熔在一起的燃料棒、混凝土和金属,它们后来渗入反应堆下方的无数狭小孔隙当中。“石棺”庞大躯壳内蕴藏了足量的浓缩铀(enriched uranium)和浓缩钚(enriched plutonium),能够制造出几十枚原子弹。
  然而,降水才是最为紧迫的威胁。几年前,工作人员经过测量发现“石棺”上存在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码的裂缝和孔隙,而雨水和融雪正是通过这些裂缝和孔隙进入“石棺”,并在其内部聚积。降水进一步削弱了“石棺”,而且还携带着放射性污染物渗入到周围环境中。水同样能够被用作核反应减速剂(nuclear moderator)——一种能够协助链式反应的物质。虽然人们认为“石棺”中再次发生链式反应的风险很小,但是一个新生成的链式反应仍能够触发一次新的蒸汽爆炸,将“石棺”炸开,散播大块大块的核燃料,并释放成吨的放射性尘埃。
  到1990年6月26日晚上,倾盆大雨已经下了整整两周。探测器在一个充满“熔岩”的孔隙中记录下了中子数目的急剧增加,这一情况表明:一场链式反应即将发生。四天以后,一位物理学家从十英里外位于切尔诺贝利老城的技术中心火速赶来,向“熔岩”上倾倒能够抑制中子增加的硝酸钆(gadolinium nitrate)。中子的数目这才减退。
  多年来,像这样的无私奉献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在“石棺”里工作的科学家——“潜行者(stalkers)”们都来自技术中心,管理技术中心的是乌克兰科学院(the Ukrainian Academy of Sciences)。在监控反应堆燃料状况时,这些科学家自身都暴露在高强度的辐射之中。技术中心入口处附近是几十名因公殉职的科学家的名单,他们当中很多人只有40几岁或50几岁,很多人死于癌症或心脏病。我认出了其中一个名字——艾德瓦尔德·捷尼森科(Edward Denisenko),我遇到他还是十年前的事;记得他还曾郑重其事地考虑过有什么头脑正常的人会想要在切尔诺贝利工作。“如果来自西方或俄罗斯的人都不想来这里,”他问道,“又有谁愿意呢?是上帝?还是魔鬼?”
  在过去的两年间,“石棺”内90%的孔隙都已经被填塞,中央的大厅内新装上了液体喷洒装置,用来播撒硝酸钆。“石棺”内允许留存一些雨水以抑制灰尘,但大部分的雨水都用液泵排出。然而,工作在核电站信息部的尤里娅·玛茹希奇(Yuliya Marusych)却断然称:“‘遮蔽所’过去不安全,现在也仍旧不安全。对于这里的工作人员,对于附近居民,乃至对于整个自然环境,它都是一个威胁。”
  玛茹希奇嗜烟如命,棕褐色的头发染成了姜红。她带着我走进“石棺”一探究竟。我们口袋里装着放射量计,脸上带着防辐射面具穿过一条条的走廊,来到一处检查站。在那里,一名核电站的工程师向我展示了一张标有辐射等级的示意图。“石棺”内有记录的辐射强度最大可达每小时3400伦琴(roentgen),能够在几分钟的时间内释放致命的辐射剂量。
玛茹希奇最多能够带我走到四号反应堆控制室。20年前,值夜班的工作人员正是在这里惊恐地目  睹了链式反应数目的急剧增加并最终失去控制。控制室顶部的天花板砖已经没了踪影,暴露在眼前的是各种管道和一大堆电线、电缆;尽管如此,反应堆的仪器控制面板依然完好。五年前,控制室内喷洒了粉红色的辐射净化剂。净化剂在墙上的残留物现在看起来好似血渍,让人甚感不安。
  这一令人难忘的“纪念碑”终将被拆除。经过长达十年之久的复杂谈判,一座新的“石棺”有望在今年年底开工修建。新“石棺”由巴特尔纪念研究院(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贝克特尔集团(Bechtel Group)、法国电力集团(Électricité de France)以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共同设计。这一被称作“新安全封闭(New Safe Confinement,NSC)”的工程总长度将超过足球场,总高度将超过自由女神像(Statue of Liberty),耗资约8亿美元,将被设计成一个巨大的钢拱。出于安全考虑,钢拱将与原来的“石棺”保持一段距离进行修筑,而工人们则要在原来的“石棺”处为NSC挖掘地基。“谁知道我们会在下面发现什么呢,”项目工程师法比昂·索瓦德(Fabien Sauvadet)说。
  NSC一旦竣工,远程控制的塔吊便将搭载工程人员进行拆除旧“石棺”的艰难作业。而损毁的反应堆和它内部成吨的核燃料将留在原处,因为它们的放射性强度即使是在远处作业也大大超出所能够承受的范围。

  除了爆炸正中心以外,隔离区内几百平方英里的荒地已经成了野生生物的地盘。一百多只狼徘徊在树林中;濒危的黑鹳和白尾鹰在沼泽中筑巢;几十只品类珍稀的普氏野马(Przewalski’s horses)[译者注:栖草原、丘陵。冬季群大、夏季群小,由一母马率领。听觉和视觉敏锐,性情凶猛。白天活动,体壮善跑,无固定栖息地。吃植物,冬季挖取雪下枯草和苔藓充饥。孕期11个月,每胎1仔。3—5岁性成熟,寿命25—35年。]自从1998年被放养到这里以后也展现出了蓬勃生机,而这种马几十年前在野外近乎绝迹。“红树林”中甚至重新长出了松树,尽管残留的放射线使它们发育不良,还出现了畸形:松针异常短小或奇长无比;松树在一般情况下只有一个花苞,而花苞在这里却成簇生长。这片因辐射而致畸的松树林全然是一种反常。总的说来,大自然面对核辐射厄运向我们证明了它顽强的恢复能力,这令生态学家们颇感惊喜。
人们也像大自然一样顽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后,隔离区内空无一人。但几个月之后,尽管乌克兰政府明令禁止,一些居民又重新回到了原先的家园。如今,在散布于隔离区内各个村落的腐朽木屋中,住着400名居民,其中大多数是老人;而政府也具备了足够成熟的能力为他们提供电力和前往临近城镇购物的巴士服务。
  奥帕奇奇(Opachichi)村只有19名居民。在安娜·叶夫图申科(Anna Yevtushenko)和瓦西里·叶夫图申科(Vasily Yevtushenko)那被风吹得变了颜色的小屋旁,一只公鸡与一群母鸡神气活现地迈着步子。安娜刚刚70岁,瓦西里66岁。瓦西里穿着灰布裤子,上身是一件格子呢的伐木工式的衬衫;和老两口儿交流的时候,瓦西里很健谈。我们驻足在一幅圣母玛丽(Virgin Mary)的木版肖像画下方的一个角落里,快速浏览着一本相册。“这是我们的女儿,”瓦西里说着,接着指向对页,“这是我们的奶牛。”
  核事故发生后一个星期,安娜与瓦西里被疏散到了一百英里以外的一个村庄。“我们一点也不喜欢那个地方;那儿的气候不适合我们,”瓦西里说。两年以后他们重新回到了奥帕奇奇的小木屋。“我们什么也不缺,”瓦西里说道;这也包括自家酿造的伏特加。
  瓦西里给我看了他和安娜在2004年所接受的血液检测的结果报告。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如果真有什么事儿的话,我们肯定早就进了坟墓,”他说。这时,安娜加入了谈话。“人们问我为什么不害怕,”她微笑着说道,露出一口金牙。“我对他们说,这是我自己的房子。早晨我起床以后,能做点儿家务活儿。仅此而已。”
  如果说奥帕奇奇是这场核噩梦后活着的遗迹,那么普里匹亚便更像是在广岛的废墟中发现的时钟,它那失去生气的指针永远地停在了爆炸的那一瞬。在通过一道检查站之后,我漫步走进了一座过去曾经井井有条的小镇;检查站有着红白条纹相间的大门,这是为阻止盗贼和那些完全处于好奇的人闯入而设的。一排排白色和油彩蜡笔色的公寓人去楼空,窗户里漆黑一片,底层杂草丛生。奥列霞谈及童年时回忆道,在一所幼儿园和一座配有游泳池(现在已经干涸,池中瓦砾遍布)的体育馆附近矗立着一座摩天轮;这座摩天轮是为庆祝1986年劳动节(May Day)而及时建造的,如今已锈迹斑斑,黄色的吊舱随风叹息。
  坐落在一片荒芜的广场上的是活力文化宫(the Energetik cultural palace),这座雄伟的会堂在过去是举办舞会和音乐会的场所。白杨树推开了铺在地面上的石砖。缝隙中的苔藓惹得盖革计数器[译者注:盖革计数器又称盖革-米勒计数器,由H·盖革和P·米勒在1928年发明,主要用于放射能量的探测。]叫个不停。尽管雨水已将文化宫的一部分表面洗刷过,但是这死气沉沉的躯壳仍会因为大量辐射热点(hot spots)的存在而永远无法消除其放射性。
  “站在普里匹亚的中心城区,你会感受到一股阴森的气息,这并不是因为那些颓败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罗纳德·切瑟说道,“而是因为缺少人气,因为那种静默。”随着时间的推移,放射性核素将进入它们的半衰期,幸存者们的恐惧也将逐渐消退。然而,这里的幽寂大概永世无以驱除。


乌克兰切尔诺贝利,1995年10月。1986年四月二十六日发生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是史上最为严重的核事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就在普里匹亚人的视线范围内。这座城市曾经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工作人员以及另外几千名居民居住的地方,现已废弃。


乌克兰切尔诺贝利,1995年10月。安全官员米哈伊尔·卢切恩科(Mikhail Luchenko)站在废弃的四号反应堆控制室内,控制室内一切物体的表面均被覆以防辐射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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