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15日星期二

加里宁格勒:在德国历史与俄国未来间徘徊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1945)永远地改变了科尼斯堡(Königsberg)这个德国城市。1945年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以后,盟军在波茨坦会议(the Potsdam Conference)上将科尼斯堡及其周围区域让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USSR)。为表明这里的新居民和新政府来自苏联,科尼斯堡于1946年更名为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这里的德国居民则被遣送至德国和西伯利亚地区。本文作于1997年,此正当德国人重归故里,而俄国居民试图在一个远离祖国的土地上为保存自身文化而努力之时,作者系《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的撰稿人。

加里宁格勒:在德国历史与俄国未来间徘徊
作者:普里特·J·维希林(Priit J. Vesilind)

  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归属何方,只知道别人如何称呼她。她的故乡在东普鲁士(East Prussia)的首府科尼斯堡,她关于故乡的最后一丝记忆图景是这样的:硕大的建筑物在燃烧,然后就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是他把我推上一辆挤满了人的大卡车”。
  1945
年,二战进入了令人苦闷的最后几个月,此时茵格·克劳斯(Inge Kraus)才刚刚四岁。城市已在盟军的轰炸下化为瓦砾,而苏军也沿着波罗的海岸向柏林奋力冲锋,难民四处逃散。东普鲁士在一战后就被一道波兰走廊(Polish Corridor)同德国其他区域分离,于是这一弹丸之地便成了苏军最先抵达的德国领土。苏军炮兵四月的狂轰滥炸更是为这座城市带来灾难。
  “我看见自己身后的天空变得通红,听见了令人恐惧的炮弹声,”在柏林举行的一次科尼斯堡流放者协会(
Königsberg Society of Exiles)见面会上茵格这样对我说道,而会上所有的故事都是辛酸的。“我们周围四野遍布马的尸体,我们吃的是从农场垃圾桶里捡来的土豆皮,这令我感到反胃。到了德国以后,我被安置在了一家孤儿院。”
  茵格再也不能回到自己的故乡了。现在的科尼斯堡是一个有着
40万居民、名叫加里宁格勒的俄国城市,这里是一个有俄国人定居、通行俄语的俄联邦(the Russian Federation)组成部分,范围大约有半个比利时那么大,楔子一样插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东普鲁士已经不存在了。
  她望着那些来此共同感伤的依靠退休金过日子的人们,双眼里涌着泪水,说道:“我一直都希望有人能够认同我。”

  身份、家园、祖国,在二战后期的东欧都是些没有定型而且令人伤怀的概念。取胜的盟军眼看苏联侵占拉脱维亚、立陶宛还有我的出生地爱沙尼亚(我的家人就是从那里逃离的)而坐视不管。他们将刀刃指向德国,把西普鲁士的一部分割给波兰。他们将东普鲁士一分为二,南边的归波兰,其余的归苏联,成了加里宁格勒州(
Kaliningrad Oblast)。
  普鲁士一向被认为是德意志军国主义的摇篮。在这里,种族清洗相当彻底。俄国人和其他的一些斯拉夫人来到这里,在“新领土”上定居;而原先
100万德国人中余下的139千人则经海路输往德国本土,还有一些则被遣送至西伯利亚地区。1946年,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将城市的名称改为加里宁格勒,以纪念苏联的傀儡领导人米哈伊尔·加里宁(Mikhail Kalinin),此人曾将自己的妻子在劳改营中折磨致死。
  在二月的风雪中我从哥本哈根(
Copenhagen)乘通勤机飞往加里宁格勒,然后乘出租车前往市区。途中经过的道路两旁仍然屹立着庄严的橡树和菩提,这些道路曾经通往一些普鲁士官僚们精致万分的庄园。
  加里宁格勒州,一块欧洲平原北部、100英里50英里大小的土地;这里弥漫着田园风情,土地丰饶,森林茂密,栖息着成群的麋鹿,并且曾被比作德国的粮仓。在她的海岸线上有两块松林满布的沙洲——库尔什角(
the Kursian Spit)和维斯林角(the Visling Spit)——为其庇护,最窄处只有四分之一英里的距离。两块沙洲向海上延伸,像绳子一样将加里宁格勒州系在岸边。
  全州大约有
100万居民,一半以上聚集在普利戈里亚(Pregolya)河口的加里宁格勒市;而在乡间则呈现出一派考古发掘现场的景象,等待着下一批文明浪潮的到来:倾颓的村落以及建立在普鲁士粮仓瓦砾上的集体农场的废墟——两层破败。“俄罗斯的新一代”——企业家阶层们已经在郊区建立了自己的庄园,然而,共产主义之后的体制(post-Communist order)除了大胆的计划之外还来不及兴建什么。
  1945
年,苏军将科尼斯堡那富有中世纪韵味的中心城区化为碎石堆:1255年条顿(Teutonic)骑士们建立的要塞、几世纪以来普鲁士君王加冕的地方、18世纪著名哲学家伊曼努埃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故居……他们尽其所能地抹去这里的日耳曼文化痕迹。到了1947年,苏军竟对整个区域进行封锁,偶尔有去过那里的人们谈及这块军事飞地上黑暗和悲惨的状况。
  严格意义上讲,加里宁格勒与最近的俄罗斯领土有200英里的距离,但却为驯服的仆从国所围绕。这里是苏联军事力量的桥头堡,是波罗的海舰队总部所在地,是产量可观的渔港,还是诸如波兰和东德一类的华约(
Warsaw Pact)卫星国的供应站。冷战时期,据西方国家统计,这一苏军前哨部署了多达20万士兵和水手;而俄军方面的统计为5万。苏联解体之后,加里宁格勒被遗弃了,成了一个充满着同祖国母亲分离的、迷茫的俄国兵的孤岛,挡在他们和俄国本土之间的是三个刚刚成立的主权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白俄罗斯——曾经的苏联加盟共和国。
  当
1991年加里宁格勒州总算开放边境时,首批访问者中有大量乘巴士从德国而来的“思乡者”——来故乡重温儿时旧梦的年迈的科尼斯堡人。在新体制下,他们和他们的德国马克都是受欢迎的。“这儿的人们很同情归来的德国人,”一个上过德语速成课的导游伊戈尔·叶菲米耶诺克(Igor Yefimenok)说。“他们也有祖国母亲的观念。德国人哭的时候他们也跟着哭,并把德国人领到自己家里吃午饭和享用伏特加,还请他们多待几天。许多德国人年复一年地回到这里,并带礼物给住在他们房子里的俄国人。他们开始互相觉得对方是亲人了。”
  尽管德国在这里投资甚少,而且德国政府是忍痛放弃了在这里的利益,但是关于这里德意志化的谣言仍然存在。州政府官方统计的德国侨民大约有
5000人,而其他方面的估计最高则达到20000人。这些侨民当中有许多来自哈萨克斯坦,是两百年前应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的邀请前往伏尔加河(Volga)流域垦荒的俄化德意志人的后裔。
  有一部分加里宁格勒的俄罗斯人如今显得有些听天由命,他们对苏维埃帝国的土崩瓦解惋惜不已。失业的加里宁格勒船厂技师弗拉季米尔·布塞尔(
Vladimir Busel)说:“德国人会回到这里的,然后把我们驱逐出境,就像当年苏军被从德国赶出去一样。”
  城市的官员们则公开谴责这种言论,认为这是一种由过度压迫感引起的主观臆断。但就在极力掩盖历史的同时,他们却有意避开加里宁格勒境况窘迫的现实。二战后来到这里谋求新生的俄罗斯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寄生在了异国的躯壳上,搬进了别人的房子和农场,用的是别人的家具和锅碗瓢盆。他们走出自家被烧毁的村落,走出古拉格(
the Gulags,苏军劳改集中营),爬出地洞;他们才不介意赶走德国人呢。毕竟苏联有2000万人在纳粹德国挑起的二战中失去了性命。
  在贫穷和对未来的将信将疑中,这里的新居民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创造。“他们没有全盘接受德国人的东西,但他们却失去了身上所有的俄罗斯人的特性,”加里宁格勒州立大学历史教授马琳娜·克列门谢娃(
Marina Klemensheva)如是说。“在这儿他们觉得自己是外人。”
  他们当中有人对抽水马桶和两层的农村住宅倍感迷惑。于是他们在户外搭建茅房,并将牛羊圈养在住宅的底层。当一处住宅变得不能住人以后,他们就搬到另一处住宅。成百上千的村庄就这样被弃置,许多农田也成了不毛之地。但是移民们活了下来,他们拣莓子、尝试在被战火烧焦的土地上种植土豆,并且繁衍了下一代。

  加里宁格勒州前安全长官亚历山大·斯克里雅宾(
Alexander Skryabin)就是在这里出生的,现在也有了两个儿子,一个13岁,一个19岁。“如果你听人说加里宁格勒住的是一群没有根的人,这绝对是胡说,”他说道。“我并不觉得自己和祖国有什么隔阂。前苏联时期,我们在这里长大,而且并不把周边国家(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当成外国。我已经有好几次机会搬往莫斯科了,但是我喜欢这儿。海洋气候令人感到舒适,而且这里的海岸也非常美丽。”
  冬天,波罗的海上都会时不时地来些雪暴,咆哮着吹向加里宁格勒,之后消散殆尽,只留下清澈湛蓝的天空。到了晚上,街灯灯影如烛光般摇曳,沐浴在琥珀色光影中的是飞雪和皮帽。有时你可以隐约瞧见老妇人的三角头巾(
the Babushkas),老妇人们坐在公交车站旁,兜售着苹果、香烟、葵花子儿,还有鱼干儿。
  这座城市绝没有从战火中得到恢复,也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市中心。在科尼斯堡老城区有宽阔的公园和广场,环绕它们的是无产阶级政府所修建的单薄暗淡的公寓大楼。在普鲁士皇家城堡(
the Prussian Royal Castle)曾经屹立的地方,如今为22层的共产党总部——苏维埃大厦(the House of Soviets)所盘踞。工地隔离栅栏后的大厦内部空空如也,从未使用过。
  “苏联人正好就在城堡的原址上建起了这座大厦,”历史学家克列门谢娃对我说,“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地基下方实际上是中空的——全是些地窖、暗道、密室还有储藏间。新建筑就这样开始向下塌陷了。”

  伊曼努埃尔·康德被葬在科尼斯堡大教堂(
Königsberg Cathedral)内,这座教堂在战火中幸免于难。它坐落在普利戈里亚河畔,仿佛一个孤儿似的;新婚夫妇们已经渐渐开始在康德的墓前献花,而列宁像曾经是他们献花的地方。胜利广场(Victory Square)上(之前叫做阿道夫·希特勒广场,Adolf Hitler Platz),列宁依旧摆出一副英雄的姿态。对于幻想破灭的年轻人来说,康德已成了当地的名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把普鲁士的历史当成自己的一部分了。
  “这儿的人和莫斯科的人不大一样,”加里宁格勒州立大学语言学教授弗拉季米尔·季尔曼诺夫(
Vladimir Gilmanov)说,“我们已经没有了根。我们自称俄罗斯人,然而我们生在一个双重世界,生在一块历史上属于别国的土地上。”
  资本主义如同春雨一般洒落在这里,几家欢喜几家愁。我一遍又一遍地听到“要是我们有钱该多好啊……”这样的话。在海边小镇雅塔尔尼(
Yatarnyy,意为“琥珀之村”),我被领到了世界最大琥珀矿公司的副总经理面前,他并没有起身和我握手。
  “今年我们不得不从十月到来年一月停产,”副总经理充满倦意地说。“我们没有钱进行电力供应,况且我们还欠了别人的债。今年的产量将被减半。而且我们还得解雇一些工人。”

  我们走上一条泥泞的小路来到一个俯瞰露天矿场的开阔地,看到了巨大的挖泥机和虹吸管正在挖掘球黏土(
blue clay)——含有凝固的百万年前气候转暖时期所流出松树脂(resin)的土层。
  政府官员承认每年都有
20吨以上的琥珀被走私出加里宁格勒,这其中50%以上达到了制造珠宝的品位。尽管安全措施非常严格,这种事情还是时有发生。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生产环节上的工人说:“警察们在这里值勤几个星期以后就开上新车了,虽然他们的薪水很低。他们甚至可以给自己的孩子50元贿赂老师,让老师给个好看点儿的成绩。”
  但是,当苏联的重工业时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时,市场经济确实在生根发芽。在加里宁格勒市中心,一个用预制波兰凉亭搭建的购物区——老城贸易中心向四周延伸开来,好像一个贝都因人的营地。修复一新的旅馆、餐厅以及大型广告牌像蒲公英一样点缀着这座空荡荡的城市。

  也许莫斯科拥有的更多是资金和萌芽状态下的资本主义,圣彼得堡拥有的更多是文化,但是加里宁格勒拥有的则是地理位置。空中航线、海上航路和铁路交通把加里宁格勒和波罗的海沿岸社会联系得更加紧密。通往柏林的高速公路(
Autobahn)在20世纪30年代的希特勒时期部分完工,此时也正通过与德国勃兰登堡州(Brandenburg)的合资企业进行重建。西方商人们把加里宁格勒当成一个中间媒介,他们在这里可以不用进入俄罗斯就可以针对那里的市场进行谈判;而遥远的俄罗斯本土商号也在这里设下分支和他们进行面晤。
  加里宁格勒也拥有资源:不冻港、琥珀、石油、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许许多多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期,加里宁格勒州获得了莫斯科方面的许可,可以采用特别的发展模式。如果一批货物贮存在本区域则可以免除税务。加里宁格勒人还开展二手车贸易,从德国买进二手车,然后卖给本土的俄罗斯人,然后由这些顾客承担税务。

  相比俄罗斯其他地方,加里宁格勒正以一种更为快速并且不一样的方式发生着变化。因而关于这里未来前景的思索不断涌现:俄罗斯的香港?还是与波兰或者立陶宛的联合?还是第四个独立的波罗的海国家?或者(这一推测使城市官员们最为担忧)是一个复生的、再次德意志化的东普鲁士?

  “我们现在是俄罗斯人,将来也仍然是俄罗斯人,”极为有远见的加里宁格勒时任市长维塔利·希波夫(
Vitaly Shipov)说道,“但是与俄罗斯其他同等规模的城市相比,我们又遥遥领先。别的城市的市长都到我这儿来过了,他们要在这里学点儿东西。我们的城市就要变成一个新兴都会了。”
  就在我把手头上的一些考察资料递给市长时,他说道:“你对于这座城市的错误观点打动了我的心。”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是在他的长篇大论中度过的,聆听着一连串有关加里宁格勒的乐天派说教。他表示,这座城市已经避开莫斯科方面,参加了世界银行(
the World Bank)和欧盟(the European UnionEU)的援助项目。这里甚至可以成为俄罗斯的免签证门户,以及俄罗斯与外国市场的熔炉。而旅游业也随之兴起。
  然而,为何这里被封闭了如此长的时间,而俄罗斯的其他地方却已早早对外开放?

  “有人在
1947年宣布这座城市对外封闭,”希波夫答道,“而且还没有人敢向他置疑。这是一种惯性(inertia)。问题就这么简单。”
  加里宁格勒对于北约(
NATO)来说一直是其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眼中钉。但是自从俄军从波罗的海地区以及东欧撤出以后,加里宁格勒作为一座军事要塞的作用并不明显了,而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返回俄罗斯本土的中转站以及销售积压军火商品的市场。
  将军事工业转为民用——刀剑到锄犁——长年以来一直是政府努力的方向。但是瓦伦丁·扎卡洛夫(
Valentin Zakharov)——时任经济发展局副局长——的话使我感到大为震惊,因为他说尽管加里宁格勒深深地依赖于军事工业,却只有六家军工企业需要进行民用化改组。“那一直都是些谣言,”他坚持道,“我们这里只有5%的企业直接同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MIC)进行合作。我们的大型军事项目集中在俄罗斯中部地区。这儿并不在我们考虑的范围之内,我们可不想在北约的眼皮底下做事儿。”
  亚历山大·戈尔巴丘克(
Alexander Gorbatyuk)上校——时任波罗的海海军基地新闻中心长官——十分爽快地承认舰队的日子并不好过。“1991年到1994年间,波罗的海舰队的规模削减了40%,舰艇数量和兵力均被削减,”他说,“我们现在只能够保证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俄罗斯居民的安全,但我们并不觉得自己的邻居们有多大威胁,因此也就不需要增添军力了。”
  俄军目前正面临着意识形态和财政给养的双重崩溃。最为尖锐的问题是退休军官住房紧缺;加里宁格勒就有
3770名退休军官等待审批。
  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弗拉季米尔·叶戈罗夫(
Vladimir Yegorov)上将是军事工业转为民用工业的首倡者。他批准由民间劳力在波罗的斯克(Baltiysk)修建深水港,其目的是为远洋船只提供泊位,或者最起码是为了使近期失业的水手们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将邀请我到那里去看看。
  位于维斯林角上的波罗的斯克坐落在德国港口皮劳(
Pillau)的原址上,是俄罗斯领土的最西端。据叶戈罗夫上将称,到目前已经有20多位西方国家的海军将官到此地访问了。“我们在这儿没有秘密,”他说道。
  在大门口迎接我的是波罗的海舰队总部长官弗拉季米尔·科莫耶多夫(
Vladimir Komoyedov)中将。当时就仅仅在我们走出500的距离时,中将在公务车里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这是克格勃(KGBKommitet Gosudarstvennoi Besonospasti)的命令:他不能把一个美国记者带去参观舰队。
  科莫耶多夫中将感到十分尴尬,便陪同我到他的办公室里,端上了伏特加。他令人感到和蔼而高尚——完全是一种农夫的豪爽和俄罗斯风格的想与人亲近的意愿。就加里宁格勒是不是伸向西方世界的拳头,是不是一种挑衅这个问题,我征询了他的意见。

  “对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来说,”他说道,“我们还算是拳头,但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却仅仅是一根手指头。这里现在只是一小块儿俄罗斯的领土,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两天以后,克格勃传讯了我,并指控我未经他们的允许私自前往波罗的斯克。他们让我在一份“忏悔表”上签字。这让人想起过去的那段岁月,却没有了往日的令人恐惧。

  加里宁格勒荒芜的土地吸引了不少从苏联在由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产生的裂缝里跌落出来的人们。在加里宁格勒州开放的头几年中,俄罗斯政府对愿意以个体户身份移居集体农场的定居者们实行
5年免税政策,这些集体农场中有许多都面临破产的厄运。
  “你不可能在别的地方找到跟这一样便宜的房子了,”亚历山大·波普罗夫(
Alexander Poprov)说。他以前是一个直升机飞行员,同他的副手和技师一起搬到库伊比雪夫斯科叶(Kuibyshevskoye)村——加里宁格勒市以东35英里的一座村庄。
  这几位前飞行员如今在该地区被认为是最成功的农民。“如果你理解脚下的土地,土地也会报答你的,”波普罗夫告诉我说,“但是我们俄罗斯人
70年以来早就受制于各种各样的农业试验了。我们已经失去了耕种农田的天赋。你简直无法想象集体农庄处在怎样的一种悲惨境遇中。”
  过去几年里,波普罗夫新居的德国原主也回来拜访过。“去年夏天他在这里待了
20天。他是一位鸟类学家,名叫阿尔伯特·舒尔茨(Albert Schulz),今年77岁。他还从树上搜集鸟蛋呢。”
  “他那么大岁数了还爬树?”我问道。

  “不,”波普罗夫羞怯地说,“是我替他爬的树。”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加里宁格勒成了难民集中地;这些难民主要来自诸如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这些国家,非本土民族成员忍无可忍,被极端激进的民族主义搅和得无法正常生活。我听说这里有大约200户德裔俄罗斯家庭迁入,而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里原先是德国的领土。
  根据德国归侨立法,他们完全可以移民到德国;然而德国不想接纳更多的移民,而俄罗斯又不想失去优秀农民,因此两国政府达成协议,让选择变得艰难起来:德国官方不支持或鼓励德裔俄罗斯人移民加里宁格勒,俄罗斯则不承认驻加里宁格勒的德国领事馆对德裔俄罗斯人所具有的权利。

  德国的公有和私人力量均向加里宁格勒提供粮种和农机,并向这里派遣专家,而且还为德裔俄罗斯人去德国访问提供赞助,希望他们旅居海外的“国人”们能继续待在海外。而更令人头疼的问题是德国一些把加里宁格勒称为被侵占德国领土,并且前往那里制造政治祸端的民族主义者们。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们沿普利戈里亚河谷驱车东行,河滩被早先的冰雪融水浸透。冬小麦生出鲜绿的嫩芽,农民的锄犁翻开了焦黑的、冻成块儿的泥土。在车尔尼雅霍夫斯克(
Chernyakhovsk,原名为因特斯堡,Intersburg)城外,一个普鲁士庄园破败的废墟旁,大约100名来自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德裔俄罗斯农民建起了自己的新村舍。他们本来想要重振的国营农场已经彻底倒闭,但是一个慷慨大方的、来自德国基尔(Kiel)的公司——以迪特马·穆尼埃(Dietmar Munier)为公司领导者——帮助这些农民们修建了新房子。
  村子的负责人是维塔利·戈尔茨曼(
Vitaly Goltsman),一个壮硕而朴实的德裔俄罗斯人,五年前和自己的妻子卡佳(Katya)还有两个孩子从吉尔吉斯斯坦来到这里。对于戈尔茨曼来说,未来前景是乐观的;直到迪特马·穆尼埃的身份暴露:此人系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其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让加里宁格勒回到德国的怀抱。
  “然而加里宁格勒也并不是我们的故乡,”戈尔茨曼说,“我生在乌拉尔山(
Ural),而且在吉尔吉斯斯坦生活了30年——我们的青春岁月。在那边我建起了一栋有八间卧室的房子,一切从地基到屋顶都出自我自己的双手。离开那儿的时候我心都碎了。”
  身份、家园、祖国:如今在这波罗的海沿岸壁垒重重的一角似乎依然是没有定型的概念;在这里,二战还没有完全结束。我觉得,我们是各自民族的一员,同时又是民族争斗的受害者。我们当中很少有人能真正符合伊曼努埃尔·康德的标准;康德一步也没有走出过东普鲁士,然而却把自己当作一个世界人(
Weltbürger),而不是隶属于某个国家。在深受考验的一生里,康德提出了三个永恒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
  我记起季尔曼诺夫教授对我坦白地说过:“在加里宁格勒我们并不真正知道自己到底生活在哪里。因此我们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从而也就不知道自己可以期待什么。”
  
我望着维塔利·戈尔茨曼和他的妻子卡佳相偎在沙发上,在脚下土地的又一次变迁中依然沉着安详。他们有着德国人的面庞,然而他们的住宅却富有俄罗斯风格,里面装饰用的地毯散发着东方色彩,门口的珠帘显现出土耳其风情。他们是一对失落的苏联时代的夫妇,孤零零地生活在消逝的帝国的躯壳中,脱离了自己祖国的怀抱;自己究竟是谁,对此他们已经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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