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17日星期四

重建柏林

重建柏林

 

 

  《国家地理》杂志刊载的这篇文章讨论的是1989年柏林墙被拆除,且东西柏林再度统一之后这座城市所面临的挑战。除了柏林人在统一后需做出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上的巨大调整之外,本文也叙述了柏林城的历史变迁。

 

  作者:彼得·罗斯·兰吉

 

 

·波默是一个曾经当过美国外交官的房地产大亨;对于我这个美国来客,他想展示某样东西。瞧这儿,他说道,一边大步穿过大厅走向一个有着一面小窗的狭小房间。施塔斯(the Stasi)曾经在这栋建筑物的一侧打过洞,以便透过柏林墙对监视他们的中情局(the CIA)进行监视。

施塔斯是国家安全局(Staatssicherheitsdienst)的简称,是前共产主义东德的安全警察机构。现在,安全警察和东德都已经成为历史,而这栋并不显眼的建筑物像柏林的其他事物一样,也处在深刻的转变中。就在这栋建筑物里,施塔斯对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了近三十年的监视。在施塔斯当年的瞭望站——查理检查站(Checkpoint Charlie)原址上,如今是波默的公司总部。查理检查站是柏林墙最著名的通行点。1961年,苏联和美国的坦克就是在这里透过各自的炮塔相互对峙,而东德方面则加紧封锁边境以防止共产主义国家的居民外逃。

今天的查理检查站上是一项耗资6亿8千万美元的工程——柏林市内还有几百个这样的工程。查理检查站很快将会变成吸引众人眼球的美利坚商务中心(American Business Center);商业中心共有5栋建筑物,是集高租金办公区、高档公寓以及玩具商场为一体的复合商业区。我们是永远不可能买下所有的土地的——要知道这里一共有45个不同的地块呢,波默说道。他和他的德国合作伙伴希望美利坚商务中心能够成为柏林最受欢迎的地段之一。

  从施塔斯间谍曾经观望过的那扇窗子向外眺望能够激起我十分清晰的回忆。在20世纪60年代,我常常从查理检查站通过,对东柏林的生活进行报道。严厉的东德卫兵将镜子用轮子滑动到我的车底下,以检查是否非法携带了人员或物品出入这个充满秘密警察的国度。他们还检查我的笔记本,复制我身上的文件,甚至挖掘我的思想。

  这些不便多半是由于我是一名记者的缘故,然而,对于柏林人,几十年的分裂与其说是不便,倒不如说是令人心碎。许多家庭遭到分隔,交通往来也被切断。东德边境线内110英里,是一片处在混凝土墙与铁丝网包围下的资本主义绿洲,这里生活着200万西柏林人。一项1972年达成的协议使西柏林居民得以访问东柏林;但是100万东柏林居民中大部分都不能前往西柏林,也不能访问共产主义国家之外的任何地方。有5000多名东德居民曾大胆地尝试翻墙、穿墙或者遁地逃往西柏林,但却有至少80人在这项尝试中丧生。

  这一切都在1989119结束了。这一天,东柏林人摧垮了柏林墙,柏林开始再次统一。这是我在柏林墙倒塌后第六次访问柏林,我要看看柏林在历史带给它的划时代变化中是如何应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连这座德国故都也因战争蒙羞,惨遭致命打击;而如今,这座城市正在重生,俨然已成为欧洲最富裕、人口最多、国力最强的国家的领头羊。

  世纪之末,德国政府将从州府城市波恩(Bonn)迁往大都市柏林。当下,新首都正经历着一项耗资1350亿美元的重建项目——该项目是有史以来最具雄心的城区翻新工程。同时,这座城市正在奋力重归完整,并且试图在此过程中转变其失去冷战时期大批联邦政府补贴之后的经济。

  不管我走到这座活力之都的哪一个角落,周围的气氛总是充满活跃与期待。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是《柏林故事》一书的作者,这部著作唤起了人们对20世纪30年代的回忆(音乐剧《卡巴莱〈cabaret〉》便是基于这部作品)。伊舍伍德称这座城市似乎不大可能被摧毁……是极度使人振奋的

  除了柏林,另一个能够与之相比的地方恐怕就只有纽约了——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地方了。伦敦、巴黎在我眼里是无法与柏林相比的。一位十年前从华沙(Warsaw)而来的波兰剧院导演安德烈伊·沃伦(Andrej Woron)如是说。沃伦兴建的创新剧院(Teatr Kreatur)拥有99个观众席,位于兰德维尔运河(Landwehr Canal)附近一栋陈旧的租赁楼房的四层。沃伦关于正在消亡的20世纪30年代东欧文明的获奖剧目已经风靡整个欧洲。

  在这里,你能体会到血水与汗水;你能体会到二战,沃伦一边说着,一边用欧洲人的方式挥动着雪茄烟。这里的一切都被扩大了。假如一位艺术家来到了柏林,那就意味着他真的要开始工作了。柏林的确活力四射,的确是国际化都市。

  这座城市确实是世界上最具生命力的文化景观之一——当地政府每年为艺术事业拨款7亿6千万美元,以支持3座歌剧院、6个交响乐团以及100多个剧场的运营。

  柏林自身就像一场未经彩排的戏剧。没有人知道这场戏剧的结局是什么,甚至连汉斯·施蒂曼(Hans Stimmann)也不清楚。施蒂曼在19921995年担任城市的建筑总指挥,许多关于德国首都重建的重要决策都是在这段时期内作出的。我们是在创造一座崭新的城市,施蒂曼解释道。这个世界上只有柏林作为国家中心而空空如也。这就好像为心脏进行手术时,身体的其他部位却毫无感觉一样。

  空空如也的城市中心事实上是一道长达几英里、宽约数百英尺的伤痕,这道伤痕正是柏林墙所划出的分隔区域。在城市的核心部分,这道伤痕从查理检查站开始直到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及其附近的国会大厦(Reichstag),延续了将近一英里。国会大厦在二战前作为德国的议会所在地,坐落于施普雷河的一个河湾之上。施普雷湾(河湾的名字,Spreebogen)上将建立一个联邦政府工作区;在这里,风格新颖的议会大楼以及一座新建的总理办公室将占据国会大厦周围广阔的洼地。国会大厦的一部分曾在1933年遭到大火损毁,1945年的时候又被苏军占领;而如今,有着102年历史的国会大厦在重新翻修后,将成为现在的德国议会——联邦众议院(the Bundestag)的工作场所。

  大致在勃兰登堡门与查理检查站之间是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20世纪30年代欧洲最繁忙的广场,每天有成千上万辆汽车从在广场交汇的六条大街上流出,监督车流的是欧洲第一盏电子交通信号灯。由于希特勒(Hitler)的总部离这里仅仅两个街区,这些堂皇的大街在1944年和1945年中被美军及英军轰炸机夷为平地。广场因为处在战后东西分界线旁的无人区(no-man’s-land)而始终未得到重建。

  今天的波茨坦广场是欧洲最大的建筑工地。两家世界一流的集团公司——戴姆勒-奔驰(Daimler-Benz)以及索尼(Sony),同时还有其他几家公司正斥资35亿美元在一个地铁站上方兴建包含高层办公楼、公寓大厦、娱乐设施以及购物中心在内的综合建筑区。波茨坦广场的重建工作计划在2000年之前完成,届时广场将成为柏林的商业中心、一座预计每日能吸引10万人的城中之城。

  我们在为这里疗伤,戴姆勒-奔驰公司的一位官员乌特·韦耶斯特··费勒贝格(Ute Wüest von Vellberg)解释道。这时,我们爬上了波茨坦广场上仍然存留的两栋战前建筑之一。站在屋顶四下望去,建筑塔吊林立于柏林的地平线之上。

  然而尽管房地产业蓬勃而兴,柏林依然被与日俱增的痛苦所困扰。许多20世纪90年代初期拔地而起的高租金建筑物依然部分空余——这是政治纷争的牺牲品。联邦政府向柏林迁移的步伐被政治纷争拖延了至少五年。

  与此同时,外国工人(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的)纷纷从东欧或诸如英国及葡萄牙的西欧国家涌入柏林。我雇用了两个月的女清洁工(我管她叫玛丽亚,Maria)就是未经许可而在此工作的波兰人以及其他东欧人中的一分子。玛丽亚是一位单身母亲,每个星期一都会驱车五小时从她在波兰的家中赶往柏林。她为德国和美国家庭打扫房间,并且做些小杂务;到了星期四再回家照看12岁的女儿。其间的几天,女儿都住在外婆家。自打1990年以来,母女俩就一直这样生活着。

  我并不喜欢在柏林工作,有一天玛丽亚这么告诉我,但是我在这儿挣到的钱是在波兰的五倍或者十倍。

  非法的工作让像玛丽亚一样的人们为之奔忙,但是合法的工作就没有那么好找了。柏林的失业率徘徊在15%,差不多比全国失业率高5个百分点,已经相当接近1948年以来的最高点了。犯罪率升高了,尤其是汽车盗窃、抢劫以及走私犯罪的几率增加了。一个俄罗斯黑手党非法贩卖艺术雕像和宗教圣像,越南街头小贩涌进东柏林郊外脏乱的住宅区中兜售走私到德国境内的未缴税香烟。越南人之间为争夺地盘而发生的武斗在1996年上半年已造成至少15起帮派规模的谋杀案——这就是没有新变化的城市中新现实黑暗的一面。

  柏林诞生于1200年左右,那时候的柏林还是施普雷河上两个隔岸相望的贸易村落。仅仅在本世纪之内,变化中的柏林就已经经历过了四种形态;而目前的柏林正在追求它的第五种形态。20世纪初期的柏林是威廉的柏林(Wilhelmine Berlin),是德皇们(the kaisers)优雅的帝都,同时也是德意志军国主义(militarism)的温床,这种形态一直维持到德国在一战中战败之前。从1919年到1933年,柏林是魏玛共和国(the Weimar Republic)的首都,是艺术创新、科学成就以及政治试验的源泉。这时的柏林是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柏林,是包豪斯建筑(Bauhaus architecture)和达达派艺术(dadaist art)的柏林。紧接着是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以及纳粹党(the Nazis)掌权,带来了12年之后的致命恶果。在调查过盟军轰炸之后,英国空军元帅亚瑟·泰德爵士(Sir Arthur Tedder)在1945年总结道:这座城市永远不可能重建。

  当然,他的推断是错误的——柏林人确实一砖一瓦地重建了他们的家园。现在,他们又一次打算重建家园,用现代资本主义的象征来代替斯大林式建筑和粗劣的工程,从美利坚商务中心到波茨坦广场都是这样。德国最大的城市——350万居民散布在一块有八个巴黎那么大的土地上——呈现在旅者眼前的是推土机的铁斗、脚手架以及绕行小路。柏林繁华的商业大街——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即使是在午夜也常常塞满了汽车;站在克朗茨勒咖啡馆(Café Kranzler)的阳台上所看到的景象让你联想起一个没有尘垢踪影的时代广场(Times Square)。一块3040英尺大小的电子广告牌号称世界上最大的电子报纸,每隔四秒便闪现出新的新闻消息和笑话——对于通常快言快语的柏林人来说,这四秒钟是他们所能够给予关注的时长。

  柏林正尽其全力面对着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将西柏林和东柏林融为一个整体。以前从来没有过两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面临合并的情况,而且这两个城市还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体制,一位在柏林生活了29年的美国城市历史学家迈克尔·库伦(Michael Cullen)说道。

  一天早晨我乘坐高架列车前往马灿(Marzahn——位于东柏林城区边缘的一个规模庞大的公共住宅工程。我想知道在东柏林长大的那些高中学生及教师是如何在祖国再次统一后适应各种变化的。

  你不介意乘坐特拉比(Trabi),对吧?在车站接我的一位学校教师弗尔克·捷因茨(Volker Dehnz)打趣说。我暗自窃笑,并且乐意乘坐他的特拉班特汽车(Trabant——这是一种塑料壳的东德产老古董,发出的声音就像一台割草机,而且还向空气中喷着蓝烟儿。我们经过的是数不尽的一排排彼此相似的活动房屋,这里是16万人的家。

  提到国家的重新统一,捷因茨百感交集。从物质上来说,自从柏林墙倒了以后,他的生活富裕得多了。不是说我比以前挣得更多,他说,而实际上是因为手上的钱能购买更多的东西了,东西的价格更加划算了。在前东德你大概得等上十年才能买到一辆马马虎虎的汽车。而现在我已经有了两辆汽车。我的另一辆汽车是一台克莱斯勒(Chrysler)小卡车。

  然而,捷因茨为失去东德的社会网络感到可惜——免费医疗服务、日间托儿服务以及放学后的娱乐活动,还有带正规退休金的终身工作保障。他也同样怀念社会主义相对宽松的竞争环境。我们在东德的生活更加个人化,更加放松,也友善得多。东德人更倾向于通过刻苦钻研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通过争辩来解决问题。我们并不是那么注重物质方面的东西。生活更为简单,也更为容易料理。

  12年级的蔓蒂(Mandy)目睹了父辈那代人面临的高失业率,她更为关注的是工作。我想成为一名律师,她说,而这是需要花钱的。

  在学校,捷因茨把一群11年级和12年级的学生介绍给我。我询问他们的生活在过去五年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喜欢现在买东西时有这么多选择,罗尼(Ronny)附和着捷因茨说道,但是西柏林的商店里有更好的选择。他们把卖不掉的东西送到我们的商店里来卖。

  一位名叫克里斯蒂安(Christian)的年轻人抱怨说,重新统一最大的不利之处在于他的西柏林同龄人瞧不起自己厚重的口音——在东柏林仍然被广泛使用的被称作柏林腔(Berlinerisch工人阶级语言。那边就像另一个世界。他们说噢,我可不想和他们打交道——他们是东边儿的。’”

  蔓蒂并不认为东柏林人和西柏林人能够很快就战胜偏见。这大概还要等几年——人们脑袋里的还是那些东西。

  针对这种问题,柏林人发明了一种说法:die Mauer im Kopf,意思是思想上的柏林墙”——替代了柏林墙阻隔作用的心理与情绪障碍。

  财产所有权是一个甚至比思想上的柏林墙更为恼人的议题。重新统一条约允许西柏林人重新认领被共产主义东德(在某些情况中被纳粹独裁政府)没收的房屋和土地。已经有几千名东德人被迫放弃居住多年甚至好几十年的房屋。其他的人则觉得自己是侥幸逃过一劫,他们仅仅是因为房屋的产权不明而免于遭到驱逐。

  于尔根·施泰因涅特和索尼娅·施泰因涅特(Jürgen and Sonja Steinert)就是这样一对免于遭到驱逐的夫妇,他们过去为之工作过的东德电视网络如今已经不存在了。24年以来,施泰因涅特夫妇将他们的大部分积蓄投入到共产主义政府分配给他们的一幢破旧的房子上,将其变为一处舒适的中产阶级住宅。

  我们刚搬进去的时候,房子只有一个室外卫生间,在自家果园中的野餐桌前喝咖啡时于尔根告诉我。我们用了全部的假期和闲暇时间来修缮这里。它现在到底归谁?没人知道。这里最后的已知所有者在1934年离开了,而且没人知道他的后代们在哪儿。但是他们可以在任何一天突然出现,然后把我们赶出去。

  共产主义体制解体后,经济上的空洞暴露无遗,东柏林人也确实不相称地遭受了痛苦。1990年至1995年间共损失了275千个工作岗位(为东德工作岗位总数的36%)。

  然而,尽管在东柏林存在驱逐和失业的现象,人们默默走向成功的故事也有好几千。其中之一便是大汉堡街(Grosse Hamburger Strasse)上一家散布着潮气的古书店——歌德书店(Goethe & Co.)。这是梦想的实现,东柏林37岁的前出版公司职员施台芬·盖斯勒(Stefan Geissler)说道。盖斯勒和他的另一位合作伙伴是书店的经营者,他们合伙用2250美元创办了书店。虽然开头并不顺利,但歌德书店现在已经能够赚取微利了。

  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在走向成功——虽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一切,盖斯勒信服地说,那些嚷嚷着要重新把柏林墙竖起来的人都是在胡说。大部分人现在都已经很富裕了。

  解决过去的问题(德语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是柏林人在二战和种族屠杀(Holocaust)之后所要面对的。现在他们还要进行一次除魔,即驱除东德版的希特勒盖世太保(Gestapo——施塔斯的残余。施塔斯曾经是东德社会最为强势的机构——这是一支拥有91000名特工的军团,同时还拥有174000非正式协作员(unofficial collaborators;这些人都曾进行过监视、骚扰的活动,并将本国几千名公民送入监狱。

  当1990年初东柏林民众突入施塔斯总部之后,他们面对着海量的秘密文件目瞪口呆。至今仍然有人在解读那些文件,而几乎每个月都有关于知名人士、众人仰慕的作家或是受人信赖的政府部长的惊人的披露,称这些人均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施塔斯的工作。虽然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告密行为找到合情合理的说法——有人是因为想让共产主义统治下的艰苦生活变得容易一点;有人是因为想为自家牟利;有人则是因为想掌握施塔斯所了解到的关于自己朋友的信息——但是这些披露相当令人震惊:丈夫们监视自己的妻子,儿女们监视自己的父母,好朋友们相互监视。

  那些被监视的人们同时又掌握着自己手上的信息,这一点很重要,负责秘密文件的原东德新教牧师尤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说道。我不想让压迫者们单独控制思想领域。思想必须像人们在大街上那样获得自由。

  高克的出版助手带我穿过一扇扇锅炉门般的拱顶门,到达施塔斯的中央档案索引区——F16区(Section F16),“F16是施塔斯的内部用语。洗衣盆大小的转盘中放着六百万份索引卡片,卡片上列着那些引起施塔斯注意的人的名字。在其中一个转盘上我找到了一张写有我名字的卡片,卡片上的年份是1967年,就在那一年我作为外国通讯记者移居柏林。

  我读着有关自己的档案,很惊讶地发现施塔斯曾试图招募我为非正式协作员。档案上有一段呆板的报告,记载了我同一位东德广播电台记者在1968年共进早餐,而那位记者竟然是一名化名为格尔达(Gerda)的施塔斯情报员。

  她的报告当中包含诸如他很纤瘦,充满活力之类的陈腔滥调,并且提到我使用了格奥尔格(Georg)的化名。档案表明施塔斯特工人员在一天下午在东柏林对我进行了跟踪,并记录下了我走路转的每个弯、我在电话亭的每一次停留以及我访问过的每一个地方。还有一段记载谈论到闯入我的办公室,并建议用传统的甜蜜陷阱即指斥我与妓女有染,并以此来逼迫我妥协。

  我快速浏览了关于我的这份档案——同许多东德人几千页的档案相比,我的档案只有区区149——我对犹太裔德国作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其书中写到审判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内容确信无疑:极权政府的邪恶行径只有通过官僚和喽罗们的确凿参与才能实现。

  东西柏林民众的不断流动有助于同往事分道扬镳。西柏林人开始迁居东柏林的普伦茨劳堡(Prenzlauer Berg)和米特(Mitte),这里充满乡土气息,租金低廉,而且沿着铺满鹅卵石的街道行进的手推车勾起人们对黄金二十年代(the Golden Twenties)的怀念。与此同时,房屋改造迫使未经许可占用住房的叛逆年轻人离开破旧的西柏林社区;他们搬进闲置的东柏林住宅,并用骇人的色彩和世俗的(有时是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涂鸦来装点自己的住所。

  东部城区米特的奥古斯特街(Auguststrasse)是柏林的苏活区(SoHo),在这块由六个街区组成的区域里分布着相当数量的艺术展览馆和工作室。一次真正的东西交流正在进行,克劳斯·比森巴赫(Klaus Biesenbach)说道。起初,比森巴赫移居到这里后——凭借低廉的租金和闲置的建筑物——将一家奶油工厂转变为一处名为艺术杰作(Kunst-Werke,或Art Works、包含20家工作室和展览区的艺术馆。

  雅娜·米列夫(Yana Milev)是一位在德累斯顿(Dresden)长大的艺术家。与比森巴赫相反,她来到了西柏林的工人阶层聚集区韦丁(Wedding)。我为了追寻活力与能量而来到西柏林,米列夫说。米列夫有着大大的黑眼睛,一侧的肩膀上还有几何图形的纹身。每当我驾车回到西柏林时,我都要不由自主地加快车速。

  活力是一个相当有效的诱饵,但是柏林45万来自186个国家的合法外国居民的存在理由是为了赚取活力。国家的再次统一并没有等同地对他们产生影响。西柏林的138000名土耳其人是规模最大的、受侵犯程度最深的少数族群。20世纪60年代西德经济增长之时,来自土耳其的外籍工人(Gastarbeiter,或guest workers)热切地接受了蓝领的工作和下人的差事。而现在,东柏林人和新一批欧洲移民占据了本该属于土耳其人的工作岗位。

  我们和任何人一样对柏林墙的倒塌表示欢迎,柏林土耳其裔联合会(Berlin Turkish Community)主席穆斯塔法·查克马科卢(Mustafa Cakmakoglu)表示。柏林土耳其裔联合会是代表千万名土耳其人利益的统一组织。然而在这之后土耳其人的工作机会就开始落入东德人手中了。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第二代以及第三代的土耳其裔通过从商或就职爬上财富阶梯。他们的德语通常都说得比土耳其语要好,并且为自己能走出传统土耳其工人阶层聚集的克洛伊茨贝格(Kreuzberg)和诺伊科隆(Neukölln)这两个城区感到自豪。但是土耳其裔们常常感觉到自己因为外貌、伊斯兰教信仰甚至是饮食习惯而遭到本土德国人的歧视。黑头发的吃大蒜者(dark-haired Knoblauchfresser这个贬损的描述时不时地仍会刺痛他们的心灵。

  我们是德国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仍然被当作外国人,在柏林长大并成为德国公民的土耳其裔塞尔达·绰斯昆(Serdar Coskun)说道,尽管你有德国护照,尽管你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你在德国人眼中总是土耳其人。

  仇外情绪已经加剧,街上的涂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土耳其人滚出去!”——在东柏林,新纳粹煽动仇外情绪,并不时制造暴力事端。

  柏林人的聒噪、自大和武断是出了名的,而建筑是一个大家都相当有看法的议题。不经过激烈的争论,新建筑是绝对不可能拔地而起的。是修建高层建筑还是低矮建筑?建筑物的正面该用石头还是玻璃来装点?是大型建筑还是错落的小镇风格?大部分情况下,以前任建筑总指挥汉斯·施蒂曼为代表的传统派总是在与前卫派的争论中占据优势。

  施蒂曼认为柏林应该依照普鲁士传统(Prussian tradition)进行重建,完全用石块和石工技术完成,一位在柏林长大的芝加哥(Chicago)建筑师德克·洛恩(Dirk Lohan)抱怨道,最近的设计稿均是遵从柏林的历史样式,而并没有向前看。

  施蒂曼最大的担忧在于出现一个类似纽约(New York)或者(更糟糕)东京(Tokyo)那样的城市图景。他告诉我说:这是一个文化问题。欧洲城市正在面临购物广场和摩天大楼的威胁。

  柏林近期最具争议的建筑师大概要数丹尼尔·里比斯金(Daniel Libeskind)了。里比斯金是生于波兰的犹太人,后来加入了美国籍,他的大部份家人都在希特勒的毒气室中丧生。里比斯金设计的犹太人博物馆有着超现代风格——这个博物馆被广泛地看作是柏林最大胆的新建筑——该设计在施蒂曼担任建筑总指挥之前得到了批准。这幢五层的混凝土及锌结构建筑让人想起锯齿状的闪电。博物馆的地下部分有着陡坡路面,各个厅室形状奇异,并特意籍此产生使人迷失方向的效果,里比斯金说,这种设计意在象征柏林是一颗破碎的六芒星(Star of David)。建筑中央90英尺高的空洞象征着这座城市中犹太人的近乎绝迹。

  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the Holocaust)不仅仅是柏林历史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当我们一同穿过博物馆时,戴着无框眼镜的里比斯金用温和的语气说道。它是轴心国对柏林的再定义:没有犹太人的柏林。但你不能将犹太人的历史同德国历史分离开来——犹太人是今天柏林人的雏形。这座博物馆将向人们展示德国人与犹太人关系的复杂性和必然性。

  1933年希特勒当权以后,柏林16万犹太人中超过82千人移居国外——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文化、科学以及经济领域的精英。至于留在柏林的那些犹太人,在战争中幸存的则不超过6000人:剩下的人连同其他600万名犹太人均在大屠杀中丧生。

  最近几年,外国移民(尤其是来自前苏联的外国移民)使柏林的犹太人口增长至大约10000人。新到来的犹太人中恐怕没有谁比丹尼尔·拜伦波依姆(Daniel Barenboim)更为受到颂扬了。拜伦波依姆是一位以色列音乐指挥家,他在1992年成为坐落于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上、有着250年历史的德国国家歌剧院(German State Opera)的音乐指挥。拜伦波依姆认为,歌剧院的重建促进了德国的再度统一。

  我们的职责是打破仍然存在于东西之间的思想障碍,拜伦波依姆一天下午在他位于歌剧院后一片静谧的广场上的办公室中告诉我。

  耶尔齐·卡纳尔(Jerzy Kanal)是柏林犹太人联合会(Berlin Jewish Community)主席,他的观点与拜伦波依姆不同。德国犹太人应该从监督者的角度去履行他们的政治使命——应该确保德国的宽容和民主,并监督德国对以色列的态度,卡纳尔说。1953年,卡纳尔从巴黎来到柏林作一次为期两周的访问,但自此之后便再也没有离开过柏林了。事实上,德国是欧洲与以色列关系最友好的国家。多年以来,许多犹太人在这里打着包裹游离地生活。而渐渐地,他们解开自己的包裹,并在此地扎根。美国人和以色列人问我们:你们怎么就能够在柏林扎根?我的回答是:这是天命。’”

  柏林命中注定要引领德国(或许,甚至还要独自引领欧洲)进入下一个千年。这座城市是走出20世纪重重困难的新德国的缩影,是德国人泼洒希望与沮丧的城市画布。柏林,重建仍在进行中。